袁隆平:年近九旬仍在追梦

2018-10-30

         袁隆平,1930年生于北京,现居湖南长沙,杂交水稻育种专家,被称为中国“杂交水稻之父”。 1996年主持培育农业部“超级杂交水稻培育计划”,2015年超级稻第四期实现亩产1000公斤,创造世界产量最高纪录。

         对“国民科学家”袁隆平来说,1988年是特殊的。那一年,他在英国伦敦获得“让克奖”,回国后不久,又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,那是科技的春天。但寒冬接踵而至,第二年长江流域出现了罕见的盛夏低温,两系杂交稻产量严重下滑,很多专家都觉得这种水稻育性不可控。于是,争议四起。  

         争议,他不是没经历过:上世纪六十年代刚做杂交水稻时,他就被人揶揄理论不对;“文革”期间,他遭遇过秧苗全部被毁;寻找雄蕊败育野生稻10年里,他不断被泼冷水……但他能做的,就是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坚持实验,哪怕海南的烈日和云南的地震也不能熄灭他的“杂交水稻梦”。    

         当时,外省的两系稻已经停种,只有湖南还悬而未决。在湖南反对两系稻的,有学者,也有行政领导。专家、领导坐在一起开会,全场只有袁隆平坚持种植,他平静地说:“两系杂交稻是新事物,新事物有各种各样的问题,很正常,不能一棍子打死。”就这样,花甲之年的袁隆平又回到了田里,整整研究两年。终于找出了“病因”:两系稻的育性变化不仅与光照有关,还和温度有关。既然两系杂交稻育性波动的关键在温度临界点,那就可以用降低温度临界点的方法解决减产问题。  

         从1988年往后,有关杂交水稻的此类争议时不时会出现,袁隆平的应对方法永远只有一条:下田实践。人们经常能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标题:《70岁袁隆平又下地》《87岁的袁隆平悄悄下田》《为了种田,袁隆平把抽了60多年的烟都戒了》……他心里始终只信奉一句话: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         下田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他说,只要水稻在生长期,他就必定每天下田观察。去年他肺部感染,一天需要打3次针,后来身体稍有好转,又到田里去了。  

         第一次见到袁隆平的人难以想象他会在下田这件事上如此执拗。平日里,他亲切得跟邻家大爷一般;他去开会,若遇上身体不适,会亲手写一张请假条给工作人员表达歉意。可去田里,身边人准备好各种小钢瓶、应急药品,他反而要抗议:“你们别把我当成病人看。”他不喜欢别人说他老,他自称“80后”或者“资深帅哥”。

         这种执拗出自何处?“好胜心。”袁隆平说,但他说不清为什么自己对田地、对水稻如此上心,“我好胜,想争取新的东西,但也不懂这个动力从哪里来。他们说我是想为人民服务、为祖国作贡献,当然也有,但绝不是全部。”    

         他觉得,可能是从小饿怕了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自然灾害,他没吃过一顿饱饭,常在梦里边吃扣肉边流口水。今天回忆起来,他总要叹息:“肚子饿起来真难受啊!”    

         也可能是为了不断证明自己。袁隆平刚开始做研究时,只是安江农校的普通教员,许多人对他不屑一顾。等他功成名就,依然有权威人士大肆斥责他做的是“三不稻”,即“米不养人,糠不养猪,草不养牛”。直到今天,他的“超级杂交水稻培育计划”实行20多年,超级稻第四期实现每亩1067公斤的产量,创造了世界水稻产量的纪录,仍然有人疑心他的能力和水稻的质量。    

         为了这种好胜心,袁隆平错过了许多田野外的瞬间:母亲的弥留之际、儿子的成长、与妻子的缠绵悱恻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唯一一次请假,还是妻子突发病毒性脑炎时,他一连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,那是他整个盛年时期与妻子最长的一次独处。等妻子醒来,他又踏上了前往田野的路。    

         2018年,袁隆平有两件事情要挑战。一个是“海水稻”,他希望能通过“海水稻”为国家至少开发一亿亩盐碱地资源,增产至少300亿公斤粮食;另一个是“禾下乘凉梦”。他曾两次梦到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、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,甚至可以坐在下面乘凉。如今,他正带着科研团队攻克“巨型稻”,希望3年后实现亩产千斤。    

         袁隆平说,曾有菲律宾的老中医帮他诊脉,说他身体很好,至少能活到98岁,前些年,他还会和年轻人打打球,总能赢。“年轻人不是不敢赢我,他们都想扣我。但我一到那里呢,我就要赢。”    

         这成了袁隆平一生的信条,赢了饥荒,赢了争议,赢了天赢了地,也赢了如梭的光阴。孔子说,君子有三德: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。从1988年到今天,穿越30年漫长的时光,袁隆平印证的,恰是那一份勇者不惧。  

        (摘自《环球人物》余驰疆/文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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